《读书》二十周年合集

绿筠楼主

读书》二十周年合集 " M0 v$ r0 L! Y5 }8 d J, T7 M 1979年第1期,总第1期 / ]$ X Q3 s% e$ r, J8 Y 7 C0 o; d/ R1 }2 a( {目录： 读书无禁区 , T7 I- U' f7 z. Q5 c% W0 S" b+ g解放“内部书” 制止“侵吞” 海关这一关 借书难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 4 l3 K3 N; [, Z9 ]/ H作家与书评《纽约时报》的影响 美国的书商 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风格 ) X9 e5 B3 h8 S, K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加强文化民主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当改革 6 ^9 z4 e9 `8 n! u. b5 T政治与学术 - z* N- O* D# S. p怎样正确理解生产关系 江丰为北京“新春风景静物画展”所写的《前言》 读马雅可夫斯基《列宁》诗的断想 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4 L) F3 V' C' Z5 S《李四光文集》 / e! O6 F% } k《根》 7 `& Z" G B6 ]- ?- O《屠场》的出版 林肯这个人 钱钟书的《管锥编》 / M5 o% W2 U. A: e1 L! C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日本的出版业 9 H+ H8 L% r1 C/ ^6 P6 D# |“控诉文学”及其他 " e6 b8 }7 f1 Q1979年第1期,总第1期 - 书讯 2 ^& O6 v" E4 ?3 v漫谈鲁迅研究 0 ^7 B: W, s }, k w8 l《日本人论鲁迅》论文集 鲁迅和章锡琛 . u- j9 ?" B* U% C《鲁迅小说插图集》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一八艺社五十周年纪念画册》 3 ~# i, `3 R5 Y8 I#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9 q1 j: x& c7 a( E《天平之甍》重译记 ' ^( {& J( h+ j' T0 r3 \《草叶集》的命运 0 y: t3 D' O( P, P4 b8 X9 S2 U4 Q197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者艾萨克·辛格 $ i9 I1 ]* a3 V Z$ P卡静论辛格 人类总会走向大同 牛津大学出版社 《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 彭德怀 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 《斯诺在中国》在编译中 5 L0 @5 W2 @% b* T埃德加·斯诺作品介绍 一个奴才的成长 . N" g, }4 J. v6 k% k2 j) B编者的话 : g% g# D7 b. S! y _稿约 4 i$ z9 w1 a" F3 h) m$ w) K文史工具书及其用法(一) 美国一九七七年书籍出版种数的统计数字 一九七九年新书部分目录 ( p. `8 @* o& {2 Q" N p0 a' m2 T封面 - y5 x$ ~4 _4 h# I4 e9 L3 [3 d+ ]　 正文： # F0 ~6 T' r7 r2 v' D, [7 s. F读书无禁区 - d, ^9 e/ \% Y6 C* K$ x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 s0 _) V8 Z! D" J# A$ A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象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 O- j' Z! }( |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3 p. D1 C6 `7 Q' \9 A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 d0 _ e: I: H! F" j* [2 s; h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作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 Y h: G0 B( x/ M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4 O. s; W; Z6 _* |$ E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 　　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6 [1 L6 b3 h0 Q3 b! _$ i: F4 C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过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翟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 x' B0 B/ M, n, O5 B# `- U　　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象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 " U# W% w% J, h, h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1 t- B2 k0 ~- N: S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1 L$ A- ?/ N7 o& |% Q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 g7 K- |5 ]' O- r' L. t3 d, O2 B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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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内部书” - }; D) J9 g# ^2 H: h0 A 0 X. \; R; n4 h$ S9 C- {. |& v0 r 　　前些天，听到一位同志偶尔谈起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据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光北京的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将近一千五百种，有的出版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内部发行的书太多，读者看不到，买不到，也就显得这些年来“书荒”现象更为严重。 　　一些书之所以被定为内部发行，据说“理由”颇多。 　　“理由”之一，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宜公开。”被列入这类的是否都是吓人的毒品，姑且不论。就算是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民的面前，这些东西就那样可怕吗？例如，马赫《感觉的分析》，伯恩施坦、考茨基这些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难道人们一接触，就染成不治之症？其实是杞人忧天。我看，让我们的青年(当然是能读而且愿意读这些书的青年)接触这类反面教材，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不做“温室的花朵”，有何不好？至于研究工作者需要这类书，就更不待说了。 　　还有不少可以斟酌的“理由”，这里不一一罗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象《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类研究历史的资料书、学术论著，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发行？ 4 k* i8 l& R" V/ V. ^2 C　　多年来，内部书要按级别分配，也是一大发明。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研究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这些要“保险”的书，成了政治待遇，有权购买者不见得去浏览，而不少则流入一些青年之手，辗转传借，以至不明下落。有位同志慨乎言之说：“内部书在知识青年中泛滥成灾。现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内部书。此风不戢，如何得了。”我倒不是说这些青年不可以接触内部书，而是证明按级分配往往同力求保险者的原意大相迳庭。 9 @, i3 L# E# B" j( l l　　最近，听说出版部门在扫荡“四人帮”的妖氛毒雾之后，思想大为解放，原来内部发行的《战争风云》准备公开发行了，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确是读书界的一大喜讯。我希望出版界的同志们思想更解放些，让更多的“内部书”突破框框，解放出来，公诸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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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侵吞” $ B9 | X& a$ P& }+ H 9 m* n M' @2 a , \6 M C) k& [6 ^; ^　　当前，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纸张严重缺乏，许多有价值的书印不出或印数很少。另一方面，却有大量书刊被浪费！比如，一些单位用公款购买各种各样的书，而且多半是大部头，不分对象，不讲需要，每人发给一套。有许多领导机关，经常动用公款买书刊送给领导，什么常委以上，付主任以上，副书记以上，按级发。特别是遇到新华书店拨来几十部热门书，就更不讲需要与否，照例是常委每人买一套，专需此书的宣传部门、理论部门连影子也看不到。这些书刊送来之后，有的还荣幸地被主人“光顾”一下，有的则随便往什么地方一扔，等待它们的命运是尘封鼠啃，或者回炉化浆！如果大大削减被这些办公室所“侵吞”而且白白浪费掉的书刊，用节约下来的纸张印刷其他更有价值一些的书，供给人民学科学、学文化，其作用不是更大得多吗？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作，为什么不学会这样作呢？ 0 v7 w7 @4 e6 Q- _　　最近翻阅《列宁全集》，才知道，原来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已为这个问题发过议论，写过文章，下过指示。列宁严厉地批评过大量书报“被‘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了”、“被拿去‘卷纸烟了’等等”现象，主张削减分配给公务人员的份额，让广大追求知识的群众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列宁说：“工农群众追求知识的热情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强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愿望。但是我们还极不善于保持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正确地满足这种愿望。”如果我们也能按照列宁的方法去做，减少免费供给各办公室的书刊的份额，压缩一切不必要的用纸；如果把“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浪费的书刊纸张节省下来，就可以“给人民提供重要的和有价值的文献材料，普通教育的教科书，农业教科书和工业教科书。”这样做，既节约了纸张，又满足了人民学习的要求，还打击了“苏维埃官僚主义者”身上的官僚主义习气，何乐而不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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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这一关 ' _: f* [. |* v7 }5 ?( d9 G　　国家要现代化，科技在引进，文艺也有个借鉴的问题。回想“四人帮”时推行愚民政策，禁锢思想，广大读者与外国隔绝多年，致使我们对外界情况知之不多，有时甚或一无所知。这种状况大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大不利于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大不利于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成长。打倒“四人帮”，这种状况开始改变，然而也有至今不变或改变不大的。其中，海关便是一个。 % t* {8 ^6 B( X1 O4 g* A" W　　近年来，国外的朋友们曾寄来大批外文图书，许多都被海关以“不合规定”的罪名打了回去。什么规定呢？对不起，“内部掌握”，不能出示。过去的“文艺书籍一概不准”，姑置勿论；“四人帮”垮台，中文莎士比亚解放，洋文莎士比亚才获准入境。可惜不是所有外文书都有中译本！既不准进，当然也就无从译。先有蛋？先有鸡？还是那个老故事。现在的“规定”何如？笔者日前去探问，答复是：“好书可以，有问题的不行。” 　　看来，海关大概拥有我国最大的一支外国文学研究队伍。他们时间充裕，能将所有寄来图书逐页审查；他们学术精深，一言便可定论；他们用心周到，唯恐不谙世事的纯朴人民受到“污染”…… + i2 W# B# O9 }. D4 y8 e　　可是，居然又发生过连韩素音女士的友好客观的作品也要被禁的笑话…… 　　我们要请问海关，你们的那套“规定”(如果真有什么成文规定的话)，究竟源出马列经典何卷何篇，所本中国宪法哪章哪节？这种作茧自缚的办法之愚不可及，大概只有连打字机录音机都不准寄进差可媲美。为什么迟至今日，还不能根据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要求，制定出一部堂堂正正的“书籍进口法”，公诸于众，俾有所遵循？ , b' N* r: E! j) z# I7 F* D　　我们真诚地希望，一切从四个现代化出发，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民，思想要解放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还是以这样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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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难 4 W7 y/ D& C4 O: B. p+ H7 i. V 8 J/ a1 u9 M$ p& }$ c5 ]　　既然买书难，而书又不能不读，求其次，只好去借。 　　但是，阅览时间便似乎故意和你作难。你上班，它开门；你下班，它闭馆。这对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自修的，不啻拒之于门外。即或得以升堂入室，交上索书卡后的那漫长的恭候时间，也十分难熬。好不容易借到了手，可以攻读了，然而又已处在闭馆铃声威胁之下。日前看了影片《并非一个人的故事》，有一个细节曾引起会心的一笑。那位科研人员为了不中断翻检资料，竟要求将要下班的管理员把他反锁在阅览室里。想来，这种愿望大概也“并非一个人”所有吧。 　　六分之五时间工作，六分之一时间学习，本也无可责难。如果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只限于本机关，那更无影响。但如果面向的是一个系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以至全国，那末，你的六分之一和大多数的六分之五，就会发生尖锐的矛盾。试想，那些废寝忘食以孜孜攻关者、那些千里迢迢前来查阅资料者，对你们的六分之一又要作何感想呢？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不把图书馆员的学习时间调整一下，而偏要集中于一天呢？ 　　借阅图书，动辄要证明、看级别，好象读者不是来看书，而是来接受政治审查的。随后要分类，文艺、理工、农医……，犹如报考大学一样，分科精严。定某科，看某科书，不可越雷池一步。在“边缘科学”已成为尖端的今日，实有“对着干”之嫌。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限制，如孤本、善本，乃无价之国宝，目前又没有条件全部影印、复制，施以适当限制，本无不可。可怕的是那些“特藏书”，一当入册，不知要经过多少审批手续才得一见，简直令人望而生畏，不敢问津。“特藏”之所以必要，谓其涉及反动、黄色，或保密之需。有一友人得窥“特藏”之秘，他借的是《古文观止》，问何以“特藏”起来，原来系香港出版，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道古人书也因沾了“港气”而必须予以“特”而“藏”之吗？至于说到“反动”，其界限也颇为含糊。文化大革命期间，批一本，“特藏”一本；批一人，“特藏”一堆。弄得除去经典著作和一些样板戏、小册子之外，几无读物。这是林彪、“四人帮”制造出来的“空白”，然而，图书馆却成了禁书馆，谁还敢问其项背呢？ 　　图书馆面向广大读者，它是开放单位，而不是专政机关；它只能客观而又充分地提供研究参考用书　(虽然不排斥为青年积极引导)，却不能划定禁区。禁来禁去，已经禁成了个愚昧无知、孤陋寡闻，这一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 j( d$ Q0 f% C" A　　现在“四人帮”虽然已经打倒，图书馆的禁忌却还没有完全扫除。开放时间、分科办法等等，更是由来已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改革。希望各方面都来督促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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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 　　如果从头说起，那是七、八年以前，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时候的事了。劳动之余，我想到应该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由于多年来干的是出版这一行，还曾做过一个书评刊物的编辑，对书的情况比较关心。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特别是他们在书信中对许多书提出了精辟、深刻的评论意见，引起了我的注意，便陆续作了些摘录。离开五七干校以后，积累的这些材料藏在箱底，一放几年。 　　为什么重提这些旧事呢？ w: s' m4 y% H4 ?. f. n# R" I0 f　　当我翻阅着过去摘抄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由得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连读点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居然也成了禁忌。同时，也深深感到，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真象是一座丰富的宝藏。它反映了两位革命导师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光辉顶点的历程；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在批判继承人类历史所留下的一切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的。 　　从广义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和书评有关。例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就是针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观点所作的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第一次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阐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批判杜林利用《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书所构成的“体系”而写作的，正如恩格斯在该书三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广泛的领域。”于是，《反杜林论》实际上成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直接写的书评文章，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有三十余篇，其中包括他们早期为批判德国的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写的书评；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发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书评；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学者和官方报刊以“沉默”来扼死《资本论》的企图，所写的九篇书评。在《资本论》书评中，恩格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利用资产阶级报刊，把马克思的观点介绍给读者，在所谓“最不得罪人的文章”中，他强调指出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科学性，引导人们注意它的革命性的结论，并且用各种方式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挑战。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许多书籍的评论意见，还散见于他们的大量论著和书信中。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写作《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钻研过一千五百多种书籍，而且作了提要。从《剩余价值理论》中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从重农学派的魁奈到亚丹·斯密，从李嘉图到马尔萨斯，对他们的著作，都作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6 r( ?3 X$ r$ p# ^　　对于在历史上，在各个领域中作出了贡献的作家，即使是一点一滴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积极地予以肯定，热情地加以推崇。对于同志和朋友的作品中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批评和帮助。只有对于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特别是那种以假冒真的江湖骗子，才展开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评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他的《精神现象学》、《美学》、《哲学史》等著作中，到处都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当有些人把黑格尔当作“死狗”抛在一边的时候，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里，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恩格斯在1865年写给朗格的一封信里，提到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丰富，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只有马克思足以胜任来整理出版。他说自己虽然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对费尔巴哈，马克思早在1844年写的一封信里，就指出他的《未来哲学原理》和《信仰的本质》两书，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时的解放作用，说大家都非常兴奋，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 3 \) r+ V1 _5 a' Z　　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恩格斯是作为自然界的三个伟大发现之一，并且和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提并论的。恩格斯还推崇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认为他的伟大功绩在于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欧洲历史上极重要而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即证明了父系氏族社会从母系氏族社会而来。“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即以生产工具的发明、创造作为划分原始社会时期的标志，“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副题是“就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 [* Q5 W* F! v: x0 I( ~. ^6 U, a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地方批评过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但是对他的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却始终给予肯定的评价，称之为“德国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 $ p- V0 S+ L# X　　甚至象戴维·乌尔卡尔特这样一位反动的英国保守派政治家在1835年出版的《公文集》，由于它不断公布沙皇俄国政府侵略扩张野心的秘密文件，直到1889年恩格斯还指出：“这本《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的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见《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 9 c8 Q/ {4 g3 W3 G$ N9 Y* m　　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总是抓住关键问题，具体分析，对作品作出基本评价，从来不搞什么片言只语，断章取义，影射攻击，无限上纲。所谓批判，也是有所扬弃，有所继承，总结了前人思想中的精华，研究了当前的实际，提出新的结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的又一特点。 　　还是举黑格尔作例子。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阐述国家问题的第261—313节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这是黑格尔法哲学中最保守的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对全书则没有涉及。马克思本来打算就这一问题写成一本专著，但是在《导言》发表以后，他考虑到把单纯对思辨思维的批判和对不同事物的本身的批判结合起来的作法，是很不适当的。所以，他放弃了这一意图，保存下来的只是手稿。实际上，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包含很多有价值的思想，例如“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个有名的辩证法的命题，就出自《法哲学原理》。 0 J4 E6 y& n2 y3 N; p; R+ a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学科方面，总是互相帮助的，对同一本著作有时存在着不同意见，经过讨论甚至争论，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书评的又一重要特点。 　　1866年8月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介绍法国自然科学家比·特雷莫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是“一本很好的书”，说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比达尔文更有意义和更有内容。恩格斯在回信中不同意马克思的评价，他说自己还没有读完这本书，“但是可以断定，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是与一切事实相矛盾的纯粹的虚构；作者所举出的每个证据，都需要再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在第二天的回信里，马克思反驳了恩格斯的看法，说这种评语，可以在既是大地质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中少有的历史文献批评家居维叶的《论地球表面的灾变》一书中“一字不差地找到”，但是这并不妨碍居维叶是错误的。恩格斯的回信说他本来只读了三分之一，而且是最糟的三分之一，第二个三分之一好得多，最后的三分之一是结论，又很糟。他肯定了特雷莫的成绩，其中有的评价和马克思接近，但也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意见，他具体分析了作者的论据，认为特雷莫强调了至今还没有被注意的方面，是他的功绩，他的假说在一定范围内或许是正确的，但他所做的进一步的结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就是非常片面的夸大。以后，马克思在向路德维希·库格曼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虽然写得很粗糙，充满了地质学上的错误，历史文献方面的批评也很差，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经过讨论，马克思对这本书的缺点方面，同意了恩格斯的意见。 1 ^/ V# f _0 d- t$ U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中，对同一著作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自己的看法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是研究工作中的正常现象。怎么能把革命导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当作金科玉律，当作永远正确的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是科学，就在于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实践而逐渐达到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 　　问渠那得清如许？ ( Y4 O3 v+ K* d6 F. }2 f8 ]8 M　　为有源头活水来。 & j( _( F4 A* Y' F8 _0 R$ O　　这正是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所得到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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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与书评《纽约时报》的影响 s) x2 D- z7 P. e5 C　　我有一个友人，近来完成了第三部小说，原定于去年十月出版，但当时纽约各报大罢工，停刊了好几个星期，因此出版商、编辑与作者三方同意，延期出版此书。报纸停刊与出版小说有何关系？事实是关系极大。一个无名作家的作品，出版了以后，如要引起读者注意，至少必须经过两种宣传活动。一是广告介绍，在日报、周刊及专门杂志上登载新书广告。另一是书评，出版商将样书提前分寄与各报、杂志及著名文学批评家，请他们发表书评。但美国每年出版之书，数以千计，一般报章不能每书皆评。即使是声誉极高的《纽约时报》，日刊载书评二、三篇，星期日的书评周刊登载数十篇，也无篇幅包罗一切，做到有书必评的地步。美国虽有好几千家报章杂志，但只有《纽约时报》占有独特地位，受人重视。这便造成了“如果《纽约时报》停刊，出版界几乎不能存在”的现象。 * B8 j3 `2 h+ o4 u) c& V# l　　这句话当然有点过份夸张。但《纽约时报》受人重视原因有数个：一、美国因地势广大，各地都有报纸，而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报纸。《纽约时报》由于包罗各种新闻，记者分布世界各地，便成为全国性报纸的替代。一般高级知识分子，虽不住在纽约，也必须订阅《纽约时报》，否则就不明国家大事，世局动态。二、《纽约时报》在历史上就一贯是家质、量并重的报纸，它的读者包括政府、工商界、学术界、文艺界的领导人物。高级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它的读者。任何材料，无论是文章、书评、广告或读者来信，一登《时报》，就受到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注意。三、报纸质地佳与读者质地高，是互相有帮助的。报纸质地越好，读者越要看。读者质地越高，报纸的影响力越大。四、《纽约时报》的销路不如他报，例如小型的《纽约每日新闻》销路就比它大过好几倍，但它的读者多是小市民阶层，文化水平低，喜看黄色新闻。这样的报纸登了文学书的广告，无人注意，又有何用？ 　　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NYTimes Book Review)上如能争取到一篇佳评，就等于包售了数百本、数千本的新书。由于新书出版之多，该刊对一些平庸的作品，不屑一评。所以即使是新书不得好评，但能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篇幅上占一席之地，对一般的默默无闻的作家也算是一种荣誉，因为至少它的编辑们已注意到你的书。一般而言，《纽约时报》避免评论一般通俗小说，或没有文学价值的书。但没有书评，出版商却仍不惜化了高价，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登整幅广告，引人注意，招徕生意。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另有受人注目的一页是《最佳畅销书目》(Best Seller List)。这书目分为小说(Fiction)和非小说(Non-fic-tion)两栏。每栏列十五本本周销量最大的书名，按每周向全国各地大书店征集来的数字的多寡先后排列。当然，越是列入这一书目，越是有可能引人注意；越是销路大，作者的版税标准也因而越高。能够列入这《最佳畅销书目》的大多是有名的作家，无名作家一旦榜上有名，便立即一举成名，文坛登龙，身价百倍。比如去年澳大利亚一个家庭妇女麦可乐，写了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牧区的家史小说《荆棘岛》，连续二、三十个星期位居《最佳畅销书目》之首，销路达五、六百万册，单是平装本版税就得了一百九十万元，可说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但是一般无名作家的所谓“第一部小说”，能销上几百本乃至几千本的已经不错了，所得稿酬有低到二、三百元的，要靠此生活是不行的。 7 b8 g% M! I2 E! ~" Z& S$ _. `　　美国各地著名大报如《华盛顿邮报》、《圣路易快递报》、《洛杉矶时报》等也都有周末书评附刊，但身价都不如《纽约时报》。其他受到学术界和文艺界重视的是《纽约书评周刊》(N.Y.Review of Boo-ks)，此刊乃是十余年前纽约各报首次发生大罢工(为时三个月)时所产生。当时文学界人士不能等待《纽约时报》复刊，乃自行创办一个书评杂志。在开始时甚受人重视，但其内容逐渐改变，现在所登之文章着重于政治性甚于文艺性。 4 H5 H1 i/ Q5 C3 `+ ?# ?& \% L　　其他各种周刊、月刊等书评栏也相当受人注意的有《大西洋月刊》、《哈泼氏月刊》、《纽约客》、《新共和》、《时代》、《新闻周刊》等。但这些刊物的书评，一共加起来，还不及《纽约时报》一家的份量。 　　美国出版界乃是一项巨大的商业。一本畅销书可以使一个无名作家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但这类作家的进益不是单靠售书的版税，而是也靠卖给好莱坞拍电影或广播公司拍电视的所得。但那是另一篇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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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书商 9 I2 l+ T+ o( b! M& t+ d) g , c9 [- Y. c5 H2 |. w8 O3 B 　　美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中，有40％由书店经销。一年按出版新书四万种计算，就有约一万七千种书在书店出售。另外，全国图书市场上销售的多年来一直在重版的书有四十余万种，其中40％即十七万种以上的书也由书店出售。两者加起来，一个书店从理论上说，每年出售的可达十九万种以上的图书。可是，实际上比较大的书店每年也只能陈列五千至一万种书，大多数零售店还到不了这个规模。因此，不少图书积压在仓库里，有图书过剩的现象。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公众却抱怨说，他们去书店常常买不到想买的书，例如古典名著、烹调书等等。他们在书架上看到的往往是全国范围内二三十本畅销书。 　　如果将这种情况完全归咎于书商，也不太公平。书商在挑选该进什么书的时候，经常遇到左右为难的局面。他们如果听信出版社推销员的宣传，进了大批可能成为畅销书的图书，结果往往并不美妙。当然书商有权退还出版社那些卖不出去的“畅销书”，可是为这些书花掉的仓库保管费和退货时的运费，不能不是一笔损失。但如果不进那些可能的“畅销书”，一旦它们畅销起来，书店老板又会措手不及。脱销一本畅销书不仅使书店少赚许多钱，而且也有损书店的声誉。所以美国的多数书店宁愿追求“大型”书和畅销书，而放弃那些有价值的书。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书店就实行“专门定购”的制度。顾客提出要求，书店派人到出版社仓库里挑，包装寄出。这样，顾客所花的钱常常是书价的几倍。(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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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风格 + S7 g. ?& b0 M1 p' l2 v7 G" v ) ?% _% O4 D p+ p; J部分书籍的装帧设计观感 3 J, E% A t6 X1 l$ z, }* v - T' `/ ^8 c0 H8 E　　“开卷有益”，这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名言。其他国家也有许多赞美书籍的警句。随着社会在前进，书籍同人类生活的关系无疑会愈加密不可分。然而无需证明，任何书籍都得有一定的形式，没有形式的书籍是不存在的。人们在“开卷”之前，第一眼看到的只能是书的相貌装束，即书籍的形式，术语称之为装帧。一本书，有了精美的装帧，会给人以读书之乐。反之，装帧低劣，纵使内容不错，也会使人产生美中不足，兴味索然之感。可见，书籍装帧在千百万读者之间起的作用。书籍装帧作为一门艺术，在国际上早已受到普遍的重视，它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完美。我们只要接触到一点外国的图书，就不难理解它正在怎样飞速地发展。 　　目前，当祖国大地结束了酷寒冰封之后，最先一批迎春而开的装帧艺术花朵，正陆续出现。它们虽不算多，却冲破了先前那种贫乏、枯燥、全无生气的局面，以其新意和活力，给人以鼓舞，预报着即将到来的万紫千红。 　　封面是书籍装帧的重要而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搞好封面设计，不断创造新的形和新的色，以更好地体现书籍的内容，增强艺术感染力，吸引和满足读者，这是改进装帧工作的重要方面。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在各类书籍的封面中，都能够看到用过心思的设计。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世界的儿女》(阿尔及利亚长篇小说)，封面的构思和表现手法都有新意，特别是它的构图和色彩。设计者根据小说的主要内容——阿尔及利亚妇女在革命中的觉醒和成长，集中概括出一个引颈迎向朝阳的年轻妇女的侧面头像：面部为霞光染得分外鲜明，头像富有雕塑感，顶天立地，头顶直抵封面上缘，颈部连接大地，浑然一体(地面上的仙人掌使人联想到非洲)。黑色为主要色彩，覆盖着封面的一半以上篇幅，但并不显得昏黑，在黄(背景)、橙(面部)两色的对比下，反而显得十分鲜明、强烈，加强了画面的艺术效果。这样的构图，以及这样的色彩，体现出“新世界的儿女”的基本精神面貌，同时象征着希望和力量。 　　从表现手法上说，如果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是运用写实手法的成功，那么，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于无声处——一批冲破禁区的好作品》的封面设计，则从运用写意手法方面取得了成功。它的特点是构图简洁，意境深远。单一的蔚蓝色作底色，右下角一个黑色长方块印着书名，作为封面要求，这实在难以再简化了。此外只有一只白色粗线条一笔勾勒出来的飞鸟，连同它飞行的示意曲线，完全是写意的。然而正是这个一笔写意画，吸引着读者琢磨、回味：鸟儿向天空飞翔，不久即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转起圈子，而最终又以无可阻挡之势奋力冲向高天。当读者回顾某些人对这批冲破禁区的作品的议论，再看这只飞鸟的路线，会感到设计者说了很多很多。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丽日南天》(散文集)，在装帧设计上也是颇具匠心的。到过祖国南疆的人一看便知，那被阳光镶起明亮边缘的浓黑粗大树干，从树干间隙露出的清澈艳丽的蓝天，盛开如火的木棉花朵，这一切构成了逆光中观察烈日南方的常见情景。书的内容提要说，本散文集有浓郁的南方情调。而封面的这种新颖构思所展现的意境，圆满地体现了内容提要的介绍。这本书还注意了整体的装帧设计，特别是题头图案。每文一画，多数都是精心之作，表现了设计者丰富的想象力和熟练的装饰手法，足以引发读者的寻味、联想。 　　从目前见到的一些经过认真设计的封面中，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的倾向，也是新的特点，就是在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风格。它们既有图案古朴雅致，体现出鲜明的传统民族风格的设计，同时正在较多地出现构思大胆、新颖，具有现代化气息的作品。象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变色龙》、《十五贯》(都是连环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小冬木》(叙事诗，有插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姑苏春》(长篇小说)，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科学幻想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期刊)、《黑潮》(日本长篇小说)，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连环画)，都是在封面设计上具有特色的作品。它们的设计者根据书的内容和读者对象，进行了风格、样式各异的设计。其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从封面开始，到扉页，到正文，浑然一体的传统民族形式，必定使读者深感兴趣。紫色的封面上，一个孙悟空的三角形写意头像，一行竖写的白字书名，在如此简洁新颖的设计吸引下，读者准会翻阅下去。而翻开封面，概括了故事精华的扉页设计更加引人。而《外国文艺》、《黑潮》则着眼于外国文艺作品这一特定内容，在封面设计上做了大胆突破。它们以自己所带有的一些“洋”味，同样赢得了读者的称赞。 ; w9 v; a' h N& ]　　在不算短的一个时期内，很多人似乎感到，政治书和科技书的装帧设计是难以搞出也不必搞出什么名堂来的，甚至有些误解以及在误解之上做出的误事的决定。比如认为，这两类书既然要朴素大方，封面设计则越简单越好，标准设计是光板一条字(书名)，而且这一条字只能横排，不准竖着，以至于还圈定了封面的用色范围，等等。政治书和科技书就一定排斥精心的装帧设计吗？朴素大方就是越单调越好吗？目前已有几本书的封面设计做出答案和示范。 7 c# r" K) W; `5 Q2 {　　人民出版社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改变了这类书常见的把书名、作者名、出版单位在一个轴线上横排三行的老例，把书名移到封面右上角，而且把据说是不该转行的书名分做两行，还把书名的下半段跟作者姓名排在一行，出版单位也排到封面左下角。如此对老例做了一点冲击，此外并无再多花样，这本书的封面竟顿时显出生气。难道书的严肃性和学术价值因此而降低了吗？当然一点也没有。 　　科技书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难以用形象来表达的，有的虽能表达，然而形象不美。要设计好科技图书的封面，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是把科学原理通过形象思维加工概括，使之图案化。人民邮电出版社的《微波通信系统设计和设备》、《LC滤波器和螺旋滤波器的设计》两书的封面设计，有助于启发人们进行这一方面的思考。《微波通信系统设计和设备》，书名只占封面上端一条不大的狭长地位，很大的篇幅是一幅优美引人的图案：这是对两种正在发射的微波通信天线——锅形天线和扇形天线的概括和形象化。设计者使这一图案处于既是它又不是它的状态，内行人看着明白，外行人觉得美观，确实为这本书增色不少。 y" L" ` h* W: }) Y; W　　《LC滤波器和螺旋滤波器的设计》，也是图案占封面绝大部分。图案由三组造型相同、色彩有别的局部构图交错排列构成。每组构图都是滤波器符号加上经过美化的曲线图。这本书经过图案的美化装饰，连外行人都要盯住那一条条富有个性的曲线，企图看出一点奥妙来。 　　这两本书的封面设计，突破了以往常见的把实物的照片或科学原理的图例直接搬上封面的作法，是有所创造的。 + ^2 I9 N- P4 Q* e) X' } 3 s2 l Y5 f, d! m! e) ]　　冶金工业出版社的《稀土》，封面也别具一格，看后令人难忘。这是由于设计者不满意过去简陋设计这一类图书的常例，宁愿自找麻烦，精心思考的结果。十七个小方格的安排，取得了平淡中见奇异的艺术效果，显然要经过内容、构图和色彩上的反复琢磨。这些方格，不仅与书名相配合起到鲜明、和谐的装饰作用，同时引人注目地展示了稀土的各个元素，并巧妙地区别了元素的分系。 　　上面所列举的封面设计，有一部分在制版、印刷方面是有较大难度的。可喜的是，制版、印刷工人为了提高我国书籍的装帧水平，勇于克服困难，精心制作，为再现这些封面设计增添了新的光彩。 % z5 k* w" q" b" O　　诚然，叙述至此一直未离开封面，而这正是当前我国书籍装帧薄弱环节的反映。书籍装帧的完整概念，当然是对书籍进行整体设计的全面要求，好的装帧设计必然考虑到书的形式的各个方面，并使之成为统一而和谐的整体。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书籍装帧的现状，还存在许多不足。比如书脊，许多书，特别是厚一点的书，书脊很不讲究，白底印上几个黑铅字的实在不少，讲究一点也不过加印一个底色而已。这样，封面即使设计得再好，一上书架，顿时隐去“真面目”，书架上看到的不过是一排印着黑铅字的白纸。外国书十分讲究对书脊的设计，不肯轻易使书脊比封面逊色，这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正文的版面设计，多数还未做到根据书稿性质的不同，在格式、字体上采取相应的变化。应该看到，美化装帧是包含着版面设计这一工作。开本，目前也十分单调。根本原因固然是纸张规格、印刷条件的限制，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也值得考虑书籍的内容特点和读者对象，有意识地搞一部分非三十二开本，以活泼我国书籍的面貌。 　　就象出版工作者对读者的期望作出回答，当本文正准备结束时，装帧经过认真的整体设计的《“我热爱中国”》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本记述斯诺病终前同中国人民情谊的书，虽然也是平装，然而给人以精致而完美之感。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开本，属小三十二本，又比一般小三十二开窄，这就显出修长、秀气，读者一看就不免感到，这类书正是用这样的开本最合适。它的装帧项目也较为完整，考虑到了包封、封面、环衬、扉页、插页，并对各个项目都做了比较细致的设计，如包封，统一照顾到它的封面、书脊、封底，使之浑然一体。书的封面采用了压纹卡片纸，设计者利用其质感和包封，并在扉页连环衬的衬托下，竟使本书产生出半精装的效果。版面设计，突出地对章节号做了非同常规的安排，用罗马数字，并放在正文右上角，从而显得生动活泼。总之，这是一本凭装帧就惹人喜爱的书。它足以再次证明，只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我们就可能利用好现有的条件，并且创造出可能的条件，为现代化中国风格的书籍装帧，而更有成效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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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7 G9 ?5 t( A6 o' u0 _ 1 f0 ^" P/ o a- ]4 f) V# b # e0 ?+ ^' x" w5 P3 I. y/ _4 U d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一 　　在“四人帮”长期文化专制统治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禁区遍地，禁条林立。“四人帮”被粉碎了，可是人们心有余悸，身有余毒，禁区还没有完全被突破。如果那些精神枷锁不砸碎，禁区不突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是不可能的。 　　再说“四人帮”以前，禁区就有了。回顾历史，看看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着哪些禁区，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近代史著作的质量是不无意义的。 1 M' c6 h, t# t5 m' R　　解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有成绩的是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可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研究中，对于这次伟大的农民革命的评价，普遍存在着拔高的倾向。只能歌颂，不能一分为二，甚至对某些明显的错误也未能加以分析。近年来的著作，较多的倾向更是变本加厉，以致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某些问题搞得面目全非，不能真正地反映这次农民革命的真实面貌，自然不可能科学地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了。 　　太平天国制订了很多政策、制度，在革命发展过程中曾起过重大作用，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太平天国尽管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顶峰，可是，它毕竟是旧式的农民革命，它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的政策、制度，不能超脱农民阶级的思想，也不能离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不能将太平天国的政策、制度理想化，以致与无产阶级的政策、制度相提并论。《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它鼓舞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向清政府以及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是不能否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却完全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在实质上是带有反动性的。它既不同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更与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实行了圣库制度(平均分配)、男女分居、废除商业买卖等，这在起义时由于革命的需要，确起过很大作用，但定都天京后，再继续实施，便不能促进生产，调动广大将士的积极性。我们某些著作将圣库制度歌颂得完美无缺，称为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度，显然是不对的。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深受儒家的天朝上邦、夷夏之别的思想影响，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太平天国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天王、东王、北王等都有很多后妃，洪秀全的大量诗歌都存在严重的男尊女卑思想。 8 w* Y* Q" w/ s% s/ D　　太平天国革命涌现出大量的英雄人物，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伟大的。但洪秀全毕竟是一个旧式农民革命的领袖，他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尤其是后期，他深居后宫，耽于逸乐，不问政事，脱离群众，他的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我们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总结经验教训，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可是，近年来一些著作和文章，却将洪秀全描绘得高大无比，完美无缺，思想与行动甚至可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并驾齐驱。这样，便不是历史上真正的洪秀全了。 $ j- F& o" Z+ t　　对于太平天国的另外一些领袖，如石达开、李秀成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更科学？一些著作和文章因为他们晚节不终，将他们一开始便写成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将他们对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贡献从历史上抹去，或一笔抹煞，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石达开参加革命是否一开始就想搞复辟？打算搞阴谋分裂？李秀成十几岁参加革命，他的意志是不是就不坚定？他在苏浙实行的是否便是一条投降、尊孔、复辟的错误路线？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讨论清楚，拨乱反正。对石达开、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的功绩，写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回避或抹煞。农民起义的领袖动摇变节的事例在中外历史上并不罕见。俄国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蒲加乔夫有过这样的行为，但经典作家仍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我国历史上的黄巢、张献忠等也有过向敌人妥协的事实，经典作家仍把他们称作起义农民的领袖。同样的情况，为什么石达开、李秀成的历史，就不能有分析地看待呢？甚至韦昌辉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研究。韦在1856年发动天京政变，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金田发动起义，同韦的毁家发难、大力支持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而在过去的大部分论著中都将韦昌辉写成一开始便是钻进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这样便将历史人物写得过于简单化、脸谱化了。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清朝的一些官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在国内推行洋务，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维护清封建统治的军事需要，后来则是为了攫取更大的权益。作为一场运动，无疑是反动的。但是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论争是否都是一丘之貉？洋务派后期办的民用企业是否也有资本主义因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洋务派办学堂，派留学生，建译书馆是否对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也起过一些作用？尽管这不是他们的主观愿望。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也是应当研究和讨论的。洋务运动的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产生的)，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这与洋务派本来的愿望正好相反，也是洋务派所料不到的。对洋务派的人物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要一提洋务人物，都简单地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有些洋务派代表人物也做过一些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工作，不能一笔抹煞。如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助于中国统一；刘铭传在台湾坚持抗法；曾纪泽在中法条约和伊犁条约谈判中据理力争等等，都应该肯定。 9 |: B \. Y0 K　　戊戌变法时的光绪皇帝，范老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称他由“封建皇帝变成维新元首，是值得尊崇的”皇帝。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清宫秘史》这一影片后，光绪皇帝在近代史著作中便成为卖国的头子了。戊戌变法是一次进步的改良主义运动，康有为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之一，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变法，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在客观上同维新派和国家利益应完全一致。因此，光绪皇帝如何会成为卖国贼？为什么不是爱国的呢？即使在义和团运动时，西太后主战，光绪帝主和，从表面看，西太后爱国，光绪帝卖国，但实际上西太后置国家、民族前途于不顾，为了私利，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煽动义和团盲目排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限灾难。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光绪帝虽无实权，但他在西太后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表示反对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者，这是严重的错误。但是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不同意与八个国家同时开战，这并不是没有一点点道理。战争失败，最后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这次条约本是西太后主持签订的，谁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便被囚禁，失去了任何权力。可是，前几年有的著作却将这个卖国条约作为光绪帝卖国的罪证。这当然是睁眼说瞎话。 4 k9 g b7 S9 {( U% P. x$ V　　义和团反抗外国侵略者是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许多近代史著作对这次运动的评价也存在拔高的倾向。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在民族矛盾尖锐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个口号下，混进了大量地主阶级分子、清朝官僚，篡夺了义和团组织的部分领导权。义和团也不能如某些著作所说的矛头直指清朝皇帝。所谓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并不是义和团的口号，而是端王等人为了打击光绪帝、利用义和团提出的。义和团在反对八国联军侵略战争中是英勇的，同时，很多清朝爱国将领如聂士成、罗荣光、寿山等也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爱国将领为什么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呢？义和团迷信落后，组织松懈，笼统排外，提不出正确的纲领、口号和斗争策略，为清政府所利用，可是在我们的著作中不去正确地、科学地分析这些问题，却采取了回避或盲目拔高的态度，这是不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戚本禹之流便利用了义和团运动制造舆论，煽动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与西太后煽动义和团攻打外国大使馆一模一样。现在必需实事求是地给义和团运动以全面的评价，不能同过去一样，以义和团为标志来划线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义和团，也应加以分析。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和帝国主义是错的，但是反对义和团对洋人和中国教民乱杀，对教堂乱烧，不能一概认为是错的。 ( A" q% r, L! \) Y# }, h# F4 J: L　　辛亥革命研究中的禁区也是不少。很多著作将立宪派作为反动派，但是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翼，他们虽与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有较多的联系，但应当也有两面性。在革命派提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时，他们坚持君主立宪制虽然是反动的，但他们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比起封建制度，是否也有它的进步性？立宪派的争路权、争矿权，虽然为了本身利益，但客观上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能全部否定。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中也有左中右，不是铁板一块，因此不能见立宪派人物便一概骂倒。云南的蔡锷和湖北的汤化龙不一样，浙江的褚辅成在后来比革命派的朱瑞还好，前者走向革命，后者投降了袁世凯。 　　辛亥革命中革命派的领袖也是完全可以讨论的。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但孙中山究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思想和行动必然会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不可能完美无缺。同盟会的分裂，一些武装起义的失败，南京临时政府的垮台等等，革命派的其他领袖有责任，难道孙中山没有一点责任？陈其美在上海独立中有过贡献，后来成为右派，但不能因此避而不谈前期的事迹。辛亥革命时的某些显要人物，后来政治上起了变化，可是，要写一部翔实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传记，又不能避开他们。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问题，亟需研究、解决。建国三十年了，没能写出有分量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和孙中山的传记，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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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化民主 4 A) p# b& V3 n0 F) x 7 ~+ P- O' `$ p0 E 　　实现四个现代化，文化上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6 ?/ S `0 k3 \; K& |, ^, h　　怎样加强呢？我想至少要做到—— 8 Z: _- @8 M% E" f6 G. w8 ?　　一，养成批评和反批评的习惯。四人帮时期的棍子、帽子等等，当然要不得，现在不去说它；就以正常的批评而言，至今也还往往不能展开，好象一个作品挨了批评就不得了，作者也就抬不起头来。其实，批评得对不对，或者是否完全对，都还是问题，为什么不能由作者来个反批评呢？就算批评得对，但作者不服，为什么不能由作者来申述他自己的理由呢？只许批评者发言，不许被批评者发言(或者只能让被批评者作检查)，这跟四人帮时期的棍子、帽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有养成了批评和反批评的习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生动活泼地发展。 / a3 Q4 u, l6 ~+ ]) t" r/ v　　二，提倡自由结社。结社，本来是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应当受到鼓励。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文艺团体，过去都要经过批准立案，才有合法地位。我看这并不好，因为尽管没有限制之心，却容易造成限制之实。不如不经过批准也可以成立。事实上这种团体已经有了。(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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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当改革 ! Q# H# P3 e% c! Y& E2 T% Q 　　一天，几个年青人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的宿舍里聚会了，他们谈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问题，下面是这次聚谈的追记。 ; Y, x1 W! M( [( N8 O5 f　　　 　　图书馆管理员(以下简称图)：老G，你说得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可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总是超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呢？ 　　大学生G：社会主义国家嘛，优越性是肯定的，就是它落后了，生产上不去。 9 q, Q2 t0 Q0 y5 @1 X7 R　　图：这就奇怪了。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国家不然，照理应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得快，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没有发展，或者发展得慢，停滞，而现在看来，不是这个样子。 　　大学新生S：我看的确这样。不但生产上是社会主义国家落后，而且，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比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所以我想，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到哪里去了？ 　　G：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后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拿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罢，“四人帮”的时代搞得那样乌烟瘴气，生产能上去么？不但生产上不去，而且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图：四人帮是有罪，罪恶滔天，可是我们原来就落后，赶不上人家。就拿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来说，拿朝鲜来说，比我们好，但是也没有人家那样，没有日本那样。 　　S:　我总在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概只能和以往比，和旧时代比。要是和当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就比不上。 6 W$ ~5 H. j2 a" c! j　　图：S，你是刚上了大学的，你们的老师也不能回答这种问题。 0 R. Z1 J# w& W/ _. v8 }　　S:　我们的老师是照本宣科为主，教科书上没有讲的他就不好好讲。 　　G：我们的老师虽然也没有讲清楚，但是我想，社会主义制度的确有优越性，只是没有发挥出来。 - v8 v$ x$ `8 d U) R0 B4 t, z( Z　　助教(以下简称助)：历史原因，这个说法很好。你们看，中国也罢，罗马尼亚也罢，南斯拉夫也罢，朝鲜也罢，原来是怎么样的国家呢？都是一些不发达国家，都是落后的。——朝鲜原来是日本的殖民地，资本主义也不发达。——就是沙皇俄国，原来也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帝国主义，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来，生产是落后的，科学技术是落后的，劳动生产率是落后的，人民生活水平是落后的。当它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起点就低了，生产等等又不可能一下子就跳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前头去，那怎么能叫它们不落后呢？问题倒在于：为什么这些落后的国家倒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否认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看，列宁的话很对，他说过，在我们俄国，革命开始了，打倒沙皇，打倒资本家，这比较容易，要建设社会主义，却很难，很不容易。我们现在来体会列宁的话，很亲切，很有意思。 & c. \4 G* \6 C1 S* j" Y) O% |　　S:　你的意思是…… 　　助：我想说的是这么一点，就是：当形势的发展，已经逼得你无产阶级不能不起来领导革命，而且革命的胜利已经就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无产阶级能说，这革命我放弃领导，这胜利我吃不消么？当然不能，当然不可以把这个革命和它的胜利让给资产阶级去享受。但是，当你夺得了这个胜利以后，你要建设社会主义，却并不象打倒沙皇，打倒资本家，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那样比较容易。 % z6 h: M4 m9 w. D# L& X　　G：建设不容易，对，我也是这个意思。 ; ?8 ]; ^8 Z2 u& ?　　图：照老助的说法，我们是…… 　　助：我们是起点低，但这没有什么。我们可以积极而谨慎地干，我们一定能够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赶上人家，超过人家。可是不幸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犯了一些错误。中间当然也有正确的东西，但错误的东西不少。加上林彪和“四人帮”，于是，我们不是前进，而是更加落后了。 　　图：苏联变修了，我们犯了错误，那社会主义国家…… 7 t$ z6 p8 C2 y　　助：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犯了错误，但并不是没有希望。我们打倒了林彪，打倒了“四人帮”。从今年起，要把工作中心转变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f2 ~. W2 q8 E; g! l* t: p2 C9 w　　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已经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也正在逐渐缩小，但是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已经消灭了三大差别的。可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很重的。 　　助：不。照我看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象美国，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有明显的消灭趋势，可是还不能说已经消灭。现代美国的农业资本家，很大地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资本在农业中是大大地扩大了作用，已经转到广泛地使用机器的轨道上来，并且使用上电子计算机了，但是仍然是农业，并没有“工厂化”。 ; X5 E w- k5 A- w4 ^　　G：晤，这里有分歧。我不知道你说的“工厂化”是什么意思。如果农业中的“产业革命”已经实现，如果农业中从前是低位构成占优势，而现在已经不然，那么我们应当说工农差别是消灭了。 # `* g6 ] g1 c8 v' w- E　　助：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我们可以说说三大差别。照我的看法，即使象老图所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三大差别有两个已经消灭，一个也正在逐渐缩小，而社会主义国家却都还谈不到，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来就是要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的，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原不过是说它，第一，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并不是说它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包括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内，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获得一种高度发展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已经拥有的。我们一定要走完这个距离，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从这个观点来看，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说他建成了社会主义是太早了一点。我们今天，是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并不是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过渡时期，向着社会主义过渡，并不是已经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 % y- ]" {$ c* D/ z! j3 `　　G：是啊，我们称呼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表示我们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 　　助：可是，我们的教科书却不讲这一点。我们的教科书甚至也不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为三大差别的消灭提供了基础。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自己的著作里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是闹城乡对立、工农对立、体脑对立，另一方面是出现了三大差别的消灭趋势。没有那几个对立，不成其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那几个差别的消灭趋势，也不能成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 　　G：我们的教科书真应当改革。 + {$ \" ?4 t: d) H8 v" C　　S：现在的教科书是教人糊涂。没有这种教科书，我们倒好些。有了这种教科书，教的是一套，我们想的是又一套，对不上号。 8 }; X$ j7 I- s- f* |4 p　　助：教科书要改革，但没有是不行的。翻开现在的教科书，马克思的时代，列宁的时代，这些现成的东西也没有很好地拿过来。如果要发表一点新见解，那就更难了。我想，教科书也应当百家争鸣，自己的话自己负责。虽然教科书多半是编的，毕竟也可能有自己的话。那就自己负责好了。 " T/ A7 p# |0 T! n1 V1 ~$ A　　图：老助，看来你有话要说，你就说罢。 , h+ S% F: `( `) h# S$ P9 w, Z　　助：不。今天已经很迟了，我们下次再谈。